一般说来，博士学位论文应在相关研究领域中具有前沿性或创新性的特点。这是衡量博士学位论文质量的最重要的环节，也是人们的共识。
那么，怎样理解前沿性或创新性呢?按照我的肤浅认识，“前沿性”主要是指当前学术界比较关注的重要问题，或是目前某一研究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创新性”主要是指对某一研究领域的开拓性研究，而这一研究领域未必是当前人们十分关注的“热点”。
但其研究成果却突破了原先研刁、究上的藩篱，获得了新的结论，加深或拓宽了人们对这一领域的认识。前沿性研究成果和创新性研究成果都应具有比较突出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如果这个认识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前沿性”研究与“创新性”研究都需要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二者有其相通之处，但多少还是有所区别的。
认清这一点，对于导师同博士生共同商讨、确定学位论文选题，是十分必要的。第一，“前沿”问题无疑十分重要，这对推进学科发展，推进专业研究与当前实践相结合，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此，我们不应忽略，更不能轻视。
第二，“创新”问题并非都是“前沿”问题，甚至相反，它们可能是一些“老问题”、“似曾相识”的问题，但其成果却取得了研究上的突破性进展，从另一个方面推动了学科的发展。这样来考虑问题，我们的视野可能会更开阔一些，既重视“前沿”，也不勉强追逐“前沿”，而放弃了在其他方面“创新”的可能。
举例来说，我是研究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专业的，主要侧重于中国史学方面。我在同博士生商定论文选题时，根据博士生各自的特点和实际条件，在“前沿性”和“创新性”的倾向上，是认真斟酌而最后才能确定下来的。
如世纪之交，研究20世纪史学发展是史学界十分关注的问题，其“前沿性”很突出。我根据一位博士生的实际情况，同他商定这样一个学位论文题目：《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思潮研究》。
当然，这个题目很不好做，但做出来之后，总会有点新意，因为大家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一般都处在起步阶段。
又如，近些年学术界、理论界十分关注环境与资源问题，大家讨论得很热烈，也是个“热点”问题。我同另一位博士生商定，选择这样一个题目：《元明时期人们对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之关系的认识》。
初看起来，这是一个中国古代历史理论问题，但它跟今天人们所关注的问题有密切的联系，故其有关成果发表后，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又如，我的另外两位博士生分别做了《十八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魏晋至宋元民族史观的发展》的题目，它们都不是“前沿性”很明显的问题，但都是“创新性”十分突出的问题。
18世纪的中国史学，人们历来以“乾嘉考史”一言以蔽之；纵然说到理论，似也只是章学诚一人的理论而已。这既不能如实反映18世纪中国史学的全貌，又不能对18世纪中国考史学派做出中肯的评价。
这篇博士学位论文在这两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是关于18世纪中国史学面貌之研究的创新成果。另一篇学位论文从民族史学研究领域人手，着重研究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阶段即魏晋至宋元时期民族史观的发展，开拓了这一研究领域的视野，同样取得了创新性成果，受到学术界的好评。
当然，并不是确定了“前沿性”的选题，就一定能撰写出前沿性的杰作；同样，确定了“创新性”的选题，也未必能撰写出创新性的杰作。这里，关键的问题是，要反复探讨每个选题的“创新”点。
常识告诉我们，一篇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不可能处处都是“前沿”点或“创新”点，但它要在某一个问题上有所突破。对此，导师一方面要仔细倾听博士生自己的认识和思路，帮助其准确地把握创新点。
另一方面，导师也有必要把自己在指导博士生过程中所获得的新的认识传授给博士生，使其真正明确创新点所在，增强撰述的信心和勇气，达到预期的撰述目的。
如果说，一篇博士学位论文包含着导师的大量心血的话，那么关于创新点的确定，则往往包含着导师的殚精极思和他自身的研究所得。这已经超出了授业、解惑的范围，而是在学术上的共同创造。在对待这个问题上，导师应有这样的气度和风范，而博士生则应有这样的意识和心态。
对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的确定，还要考虑到学术研究上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在学术研究中存在着这样一个客观事实：从目前的认识水平来看，有些问题可以作为一篇博士学位论文来撰写，但其继续研究的余地不大；而有些问题不仅可以作为一篇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而且继续研究的空间较大，具有继续研究的可能和价值。
在这二者当中，导师应当慎重地帮助博士生选择那些在学术上有可持续研究前景的选题，而尽量避免前者。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在上文讲到的“前沿性”、“创新性”之下，这是因为：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一些青年教师和一些博士生，他们思想敏锐，有撰述的热情，也有一定的研究能力和表述能力，甚至也发表了一些文章。
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即学无专长，久而久之，亦难得精深。甩通俗的比喻，这叫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种做法，对学术创新很不利，对个人发展也很不利。学术研究，贵在专攻与精深。因此，一般说来，时时变动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是不可取的，至少是应当努力避免的。
正因为如此，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研究对象，就应当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研究领域，也就是说它应当是一个可以持续发展的研究领域，是一个学术研究上的“富矿”；而不是相反，做了一篇博士学位论文以后，就无话可说了，以致于年轻人在刚刚获得博士学位后，又面临着重新寻找研究领域的种种困惑。
因此，导师在帮助博士生确定学位论文选题时，务必要对这个选题的前景做再三再四的斟酌，使博士生在获得学位后的若干年中，仍有可能在这个领域继续研究，并不断获得新的研究成果。
鉴于这一认识，我的做法是，通常都与博士生取得这样一个共识：博士学位论文的撰写，是未来若干年研究工作的起点。在大多数情况下，博士生们对此是非常认同的。有些已经毕业、获得博士学位的同学也正是循着这条治学道路在顺利地前行，并不断有新的收获。他们对此有许多感受，认为导师的这种要求，对他们今后的学术生涯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
当然，现在博士生毕业后的择业，在选择工作岗位的同时，也在接受社会的选择。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未必都会继续致力于原来的研究领域。这种情况，不论是导师，还是博士生本人，都是不好预料的，对此，我们也应有思想准备。
但是，尽管如此，作为导师仍应尽到自己的神圣职责，要有站得高、看得远的见识，为博士生确定尽可能合适的论文选题，而不能因为外界环境的迅速变化，降低了对这个问题的标准和要求。再说，作为一种治学思想和治学方法，使博士生们认识到其中的道理和必要性，这对他们未来的研究、工作、人生都会大有益处。
个人的研究兴趣，是确定博士学位论文选题过程中不应忽视的因素。经验证明：个人的兴趣，不仅是研究工作中的一种动力，而且还可以焕发出潜在的创造力。有了兴趣，往往就能知难而进，以苦为乐。导师在帮助博士生确定学位论文选题时，要认真考察博士生的兴趣。
我在指导博士生的过程中，在这个问题上都是三番五次地向他们提出问题。提问的方式也因人而异，或者直截了当地问：你对这个问题真的有兴趣吗?或者是委婉一点地问：你认为这个问题可以做下去吗?在通常情况下，导师的考虑要比博士生更细致、更开阔一些。
当他们还没有完全明了一个选题的内涵与价值的时候，他们的回答可能是含糊的。这时，导师应进一步说明选题的有关情况。如果博士生已经完全了解了选题的各方面的情况，仍然不能表示出很浓厚的兴趣，那么，就应当考虑更换选题了。
对此，导师不能一味坚持自己的决定，也不能害怕麻烦而任由博士生自己去确定选题，而是要耐心地帮助他们共同商量、确定选题。这种情况，我是曾经遇到过的。
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那就是，一个人的兴趣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成不变、不可转换的，更不应视为确定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唯一根据，它必须同我们上面讲到的前沿性、创新性和可持续研究性相结合来综合地估量。
总之，不关注个人研究兴趣是不妥当的，过分强调兴趣以至把它视为唯一的决定因素则尤为不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持灵活和辩证的态度。
关于如何确定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问题，是任何一位导师都应高度重视的问题。从一定的意义上说，这是博士生培养过程中的关键问题。博士生本人固然要积极地做学术调查，积极地参与讨论，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
对于导师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仅是起到了指导作用，甚至是起了主导作用。博士生的主动性和导师的指导作用的协调与结合是一个有价值的选题产生出来的重要前提。作为导师，对博士生的要求应当是严格的，一丝不苟的，同时，也应当允许博士生在选题上充分发表意见，以期达到共识与和谐，这对博士学位论文的撰写和指导，都是很重要的。
我所理解的“导师在一定条件下是起到了主导的作用”，是出于以下几点根据：第一，导师对某一专业领域的历史和现状及发展趋势有较全面、深入的了解；第二，导师可以从学术史上的经验教训来看待和处理问题；第三，导师还可以把自身治学的历程与得失提供给博士生借鉴，而这一点往往是最有说服力的。
实践证明，一个恰当的以至出色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确定，对于发挥博士生在学习和研究上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是一个有力的推动。但是，一篇合格的以至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的产生，在撰写上还会碰到许多问题，如对待前人和今人研究成果的态度、对自身论文的准确定位、论文本身的逻辑结构和文字表述等问题，是否处理得当，都是要认真对待的。
我个人认为，在选题确定后，博士生在撰写过程中所面临的这些问题，是带有普遍性的，研究生主管部门和博士生导师都要予以重视和指导。这些问题处理不好，即使是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选题，也难产生出令人满意的以至于具有前沿性或创新性的博士学位论文。
文章来源：本文原载于《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0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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