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提出重建,是因为当前的人文学术价值标准相当混乱,甚至说已经有崩溃的趋势。一个最基本的表现是:在当下学术界,我们很难判别一部(篇)学术成果的高下品质,以及一个学者的学术水准。一般来说,人文学科评价虽然不像理工科那么明确,但在学术界内部,基本标尺还是很清晰的。然而现在却是相当混乱。说起来,当前的学术评价机制很多。就学术成果而论,有各种各样的政府奖励和项目评审,以及各种期刊、出版社的级别等;针对学者也有各种人才称号和奖励等。
然而,评价机制虽多,结果却越来越让人困惑。比如,一些在高规格期刊和出版社发表、出版,或者获得高等级政府奖项的成果,实际水平价值却难以让人信服;一些学者获得了许多重大项目、称号繁多,但学术同行却并不是很认可。
反过来,一些学者可能成果不多,文章发表的期刊规格或许不高,也没有获得政府奖励和大项目的支持,但在学界的口碑却很好……学术界内部与外在的管理体制之间形成的巨大反差,导致近年来的学术评价几乎难有标准可寻,即使你身在学术界当中,要弄清楚究竟何为真正优秀的学术成果和杰出学者,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另外一个重要表现是真正的学术创新和学术前沿变得模糊。任何一个学科,只有在学术前沿非常清晰的状况下,学科的进展、不足、发展前景才能充分为人们所认知,学科也才可能有良性的发展,但是,近年来,学科的前沿性变得非常模糊。
仔细分析,一方面是因为学者们都以高速度闷着头做自己的研究,很少关注别人在做什么,更不愿意花精力去梳理学术进展情况,无暇顾及研究的前沿动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很多科研评价标准不重视综述成果,认为其创新价值低于一般论文——尽管大家都知道,这项工作需要查找大量资料,费时多,成果也出得慢。因此,愿意做研究综述方面工作的学者极少,更缺乏高质量的成果。
这不是个别学科现象,而是很普遍地存在。以笔者所在的文学研究为例。这一学科属于人数比较多、研究领域也比较广的,每年的成果相当多,非常需要认真细致的综述研究,才能了解学术研究的前沿和创新。但事实上是各类研究综述文章越来越少,扎实认真之作更为少见。对学科前沿的判断,几乎很难有科学实证依据,而是完全要凭个人的感觉。
之所以学术评价出现这么大的问题,首先与现行学术体制,以及在体制激励下的急功近利学风有关。当前大的学术环境是鼓励学术“大跃进”,片面的量化要求,大规模的工程效应,以及机械而琐碎的晋升机制。在这种环境下,学者们大多或主动或被动地投身其中,更有为数不少的推波助澜者。
受此风气感染,许多学者都以数量为首要目标,不愿意投入精力去做细致扎实的基础工作,更无暇去关注其他人的研究情况。更有一些青年学者,抱着急于成名的愿望,只想通过种种方法走捷径,其结果是学术风气越来越差,学术环境更加混乱。
现行的评价机制也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一些政府奖励,学术外的因素太多;包括被列入学术评价重要标准的某些期刊、学术文摘选刊,运作方式也难以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学术评价机制或者说权力机构已经严重缺乏规范性和公信力,进一步推动了学术评价标准的无序状况。
其次,与当前学术界的研究风气也有重要关联。最典型是对“创新”的误导。当前学术研究貌似特别重视创新,包括本科生答辩时也要问一下“你的论文有什么创新?”创新当然重要,但是,我们更应该了解什么是创新,如何才能创新。创新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了解学术动态和前沿,然后你才知道什么是新的,才能够超越前人。
所谓“要站在巨人肩膀上”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现在的学术界,很多人根本不重视学术的累积和总结,大家都自说自话,自我标榜,都宣称自己的成果是创新的,是开拓性的。其实,其中很多成果并没有真正的创新。创新并非易事,不是换了一个概念、用了一个新理论就创新了,只有这些理论和方法确实带来了新视野和新观点,突破了前人,才能算有创新。
以笔者比较熟悉的鲁迅研究为例。鲁迅研究界近年来真正突破性的成果不多,其实并不是这一领域没有开拓空间了,而是鲁迅研究的前人研究成果太多,要有创新研究,首先就要充分了解前人的成果。但是,面对汗牛充栋的前人著作,花费那么多的精力显然很难符合时代的量化要求。
于是,学者们很难全方位地在整体上实现研究上的突破,更多只能依靠取巧的手段,运用一些新理论,或借鉴一些新方法,对某些问题展开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也许可能在局部上实现了创新,但却很难推进鲁迅研究界的整体发展。事实上,还有部分研究,表面上理论新颖,富丽堂皇,剥开来看却丝毫没有脱出前人的窠臼,只是在“炒剩饭”而已。这一情况不只是存在于哪个具体领域,而是普遍地存在,个别领域情况更为严重。
所以,应该认识到“学术创新”是一项很严肃的高质量学术标准,应该郑重,不要轻易和轻率地对待。特别是对大学本科生,根本就不应该强制要求他们写作论文(虽然可以鼓励优秀学生往学术创新和论文写作方面发展),更何谈“创新”要求?
包括对硕士论文也是这样。因为本科和硕士阶段都属于学术基础和起步阶段,学生们最重要的是做好基本的学术积累,了解学术动态,掌握学术研究的方法。这些是学术研究非常重要的积累,也是以后做创新研究的重要准备。对于一个人文学者来说,博士阶段及以后的工作才是最需要强调创新的,能否具有创新能力以及是否具有持续创新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之前的基础积累。
这与人文学术的特点有关,人文学术特别需要积淀,需要了解和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然后才能推进,才能有真正的创新和发展。对于一般的成果鉴定,也要慎用“学术创新”,将这一判断建立在切实和有效的前提上。这样才能将真正创新的成果凸显出来,让创新实现其实质性意义。
匮乏具有公信力的评价标准,匮乏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创新要求,时代的学术环境必然受到严重影响。首先,它会严重影响学术的高度和学术的推进。因为大家都不关注学术积累,也就难以明白到底什么是创新和优秀的,这对学术的递进发展自然是大的阻滞。而且,学术评价的混乱,甚至让人难以明确究竟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
缺乏清晰的学术判断标准,自然难以让真正优秀的成果引领学术发展。近年来,人文各领域的研究成果虽多,但是学术上的真正发展却很有限——我们可以检视各个学科领域,大体无例外。一个典型标志是近年来民国时期的人文学术成果得到高度推崇。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现在很多成果尚没有达到民国时期的学术高度,更谈不上推进和发展了。
在距离民国一个世纪之后来检视学术的进展状况,确实让人惭愧和担忧;其次,也是更深刻的影响,是在学术风气方面。它严重而广泛地影响学者的学术精神和学术信心,进一步刺激了学术风气的浮躁。当前学术界,学者的生存和研究方式出现了相当严重的两极分化,一些学者或者说大多数学者都是随波逐流,以盲目的或者说是追随浮躁的、表面的价值规范进行学术工作,这是一种情况,也是比较外在地伤害学术发展的情况。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因为反感当前的学术评价环境,于是选择拒绝、疏离的态度来对待。这种方式其实也会伤害学术和学者们本身。因为这些学者拒绝与现实学术合作,游离在现实学术之外,虽然可能避免受浮躁时风感染,却也可能导致学术视野受到局限,影响其立足学术前沿的能力,更会局限其对学术发展的影响力。当然,最大的受害者还是年轻学者们。从学术成长来说,现行学术评价局限了他们了解和接触优秀学术成果的机会和能力,让他们很难接受到良好的学术规范和学术前沿训练。
久而久之,他们很容易丧失基本的学术评价能力。他们很难辨别清楚什么是真正的创新,什么是好的学术成果,什么是优秀的学者,也就不可能具有真正学术创新的能力。更主要的是,他们耳濡目染于混乱的学术评价环境,很容易丧失对学术的热爱和尊敬,进而将学术视作一种完全功利性的工具,将学术活动当作追名逐利的场所。这对于学术未来发展的危害是致命和根本性的。
现行学术体制在管理理念、方法、措施等方面存在很多缺陷,需要大力改进,这需要有识之士积极实施,这里不多做空谈。此外,我以为,学术界在价值标准的建设中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承担更多的责任。具体说,我有这么几点建议:
其一,加强学术共同体的评价责任。目前的学术评价基本上由管理机构完成,学术界自身的声音很微弱,二者之间也处于比较对立和割裂的状态。我以为,学术界应该在评价中强化自己的存在感,发出建立在真正学术基础上的、具有独立性的声音,在整个学术评价中显示自己的价值和意义。在这方面,一些学术大家,一些重要的学术机构,如行业学会、重要期刊等,应该投入更多的精力,付出更多的努力(这方面学术界已经有一些尝试,也取得了有意义的成绩,比如思勉原创奖、费孝通学术成就奖等。但影响力和广泛性还远远不够)。特别要强调的是,学术共同体的声音要真正立足于学术,严格遵从学术原则和标准。这是学术界的信心所在,蕴含的是学者对自己事业的尊重,非常需要学者们自律。
其二,要更重视对学术成果的总结,特别是基础性的学术综述写作。前面说过,学术综述耗时多,出成果难,而且也容易被认为缺乏创新意义。但实际上,做好研究综述并不容易,它需要高屋建瓴地针砭问题的关键症结,了解学术前沿,把握学术的发展动向,对写作者要求很高,对学术发展也能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所以,学术界应该充分重视这一研究工作。学者们应该花费更多精力去认真做好这一工作,为学界做出示范。同时鼓励、引导学生重视基础和学术积累,不要一味去追求新方法、新观念,而是重视学术的层递和传承。学术期刊则可以重视发表那些有水平的学术综述型文章,特别是约请著名学者撰写那种立足学术前沿、具有学术引领性的文章,进行大力的倡导和肯定。包括学术界的评价,也需要改变观念,给予更多的认可。
当前很多学术评价机制看不上学术综述成果,将它看作低人一等。这种偏见一定要消除。只有在大家充分认识其意义、花大力气去做的前提上,才能让大家真正明白学术积累的重要性,进而养成尊重原创的学术风气。如此,学术的层递推进才能完成,学术的发展才可能进入良性循环。
其三,坚持人文科学本土化的原则。这一点有很多学者谈到过了,但我以为,学术界对此依然重视不够,或者说,这方面的匮乏依然很严重,值得重申。
表现之一是人文学科的评价标准过于西方化。近年来,人文学科研究评价上受西方影响很大,如在学科规范上,就有对量化、影响因子等的强调,对各种格式的规范和要求等;如在研究方法上,也特别崇尚西方理论,似乎只有以西方理论为主导的研究才是创新研究,一篇文章不引用西方学术大家的言论,似乎就是落伍于时代潮流。
客观说,现代西方的学术研究水准确实比我们高,其方法、规范都具有很重要的借鉴和启迪意义,但是,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主要都在国内本土,一些与中国生活和文化密切关联的特色不应该简单去掉,不能简单以西方要求来进行规范和限制。比如量化评价,与中国人文学术的“述而不作”传统就存在尖锐矛盾,将它来简单衡量学术水准显然是有悖于人文学术特征的。
再如中国传统人文学术的基本标准,如重文本细读、重史料、重感悟能力等,对于当前人文研究始终是应该遵循的重要标准。简单舍弃这些规范,一味视西方理论和方法为圭臬,势必对学术研究造成长远伤害。
另一个表现是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上严重西方化,忽略了与本土生活、本土传统的密切关联。人文学科研究主要针对中国生活和文化,需要有强烈的现实意识、问题意识,如此才可能切中要害,实现对真问题的追问和探询。现在很多学者完全受制于西方学术思维和立场,刻意以方法求新,堆砌学术术语,却忽略最基本的史料积累和文本阅读。
从文学学科说,典型如对文学作品本质的认识。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文学既是时代产物,更是个人产物。但是,近年来的文学研究却严重西方化。1990年代曾经盛行过“个人化”观念,就是认为文学史纯粹个人产物,与时代和社会无关。近十几年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将文学创作完全视为时代和社会的折射,只是作为“民族国家”等理念来阐释,却完全忽略了文学与作家个人的关系,忘记了作家作为文学作品创造者的意义。
再如对中国近年来社会生活的认识,许多人不是站在本土立场和历史真实上去考察,而是像西方人一样从抽象的、虚泛的立场上去体认,结果往往是对历史的曲解和对现实的扭曲。这种背离本土生活与文化的研究,不只是会影响学术自身的品质,而且还会对社会文化产生负面作用,并在根本上严重窒息学术的生命力。
文章来源于网络,文章 | 贺仲明(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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