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博士变性隐瞒身份重做科研,却超越了不可能的巅峰
女博士变性隐瞒身份重做科研,却超越了不可能的巅峰
经典科幻电影《千钧一发》向我们描绘了一个充满“基因歧视”的未来。基因工程的盛行让找工作、谈感情都变为了基因的配对。作为自然受孕降生的哥哥能力与“完美”的弟弟一样出色,但却受到了整个社会的歧视。只能倚靠黑市买来的基因身份如履薄冰地朝着梦想努力。
在现实世界中,有一位科学家也曾身陷因为生理特征而惨遭歧视的境地。
只不过,他没有办法改变自己与生俱来的基因,只能选择换掉性别来彻底改变命运。
他就是2013年美国国家科学院有史以来第一位公开的跨性别科学家。
原本在实验室备受歧视的女研究员,因一次变性成为人人尊敬的世界神经科学家。
这算是一个人从她完美蜕变为他的成功,还是属于一个社会的悲哀?
芭芭拉,1954年出生在美国西奥兰治的一个普通家庭里。她从小就天资聪慧,学习成绩优异,格外喜欢理科和数学。虽说她为女儿身,但她一直拿男生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性格坚毅。
中学时期,她立志投身于科学领域,梦想考取麻省理工学院(MIT)。
不曾想,她的老师和身边的同学随即向她泼了一盆冷水。诸如MIT几乎是男人的天下,MIT从未录过取女生,女生怎么学得好理科之类的话不绝入耳。
但她并不觉得自己比男生差,再三坚持下她凭借着优异的成绩被MIT提前录取了,学习神经生物学。
不过,这可不是她通往科学的康庄大道,而是充满质疑声的泥泞小路。
每当她在课堂上或是研讨会发表自己的观点,总是会被别人打断、讥讽。当她率先解答出一道其他学生解不出的难题时,她得到的不是众人的掌声。而是明知她一直单身的老师转身嘲讽地问她:“是不是她的男友帮忙解的?”
就算她是全班成绩最优秀的学生,却很难找到一位愿意带领她进行研究的主管。
庆幸的是,这些歧视并没有让她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而是让她更加清醒地认识自己,从而加倍努力。她定下了自己终生研究的目标:找出阿尔兹海默症、帕金森氏病和亨廷顿舞蹈病等神经性退行性疾病的治疗方法。
爱罗斯·阿兹海默第一个报告的阿兹海默症病人
我们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大脑的神经元会逐渐失去功能。当神经元退化到一定程度或直接死亡后,很多老年人就会出现痴呆,僵硬,行动迟缓等症状。随之而来的是,这些年老的人在痛苦中等待死亡。
一直以来,这些与神经退化的疾病致病机制众所纷纭,治疗的药物更是几乎为零。
没错,芭芭拉选择的就是一个科学界知之甚少,又亟待进一步开拓的领域。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她先是在MIT攻读完生物学,然后前往达特茅斯医学院学习医学。
学成之后,她千辛万苦获得了康奈尔神经病院的培训机会。
在那期间,芭芭拉直接接触到了这些不幸患上神经退行性疾病的人。可眼看着病人们痛苦无助地活着,医生们却束手无策,她很是伤心。于是,她又选择回到从未平等对待过她的学术界奋战到底。
她重新考上哈佛大学的博士,期间还一口气发表了6篇论文。亮眼的成绩让当时哈佛的院长都认为她能获得学校的奖学金。
可评选结果却是给了一位只发过一篇论文,能力远远不如她的男同学。
就算芭芭拉再怎么看得开,如此明显的性别歧视恐怕她也难以视而不见。
熬到博士毕业后,她前往伦敦大学进行研究,并在1993年加入斯坦福大学担任助理教授。
可是不到两年,还没能在学术上崭露头角的她患上了乳腺癌。这种有女性“癌中之王”之称的疾病还曾夺走过她母亲的性命。
在医生的建议下,她接受了乳房切除手术。这件看起来对女性来说非常残酷的事情,芭芭拉竟从中松开了长期被压抑着的那口气。
无独有偶,她阅读到了一篇关于如何从女人跨越为男人的跨性别文章。
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人生还可以有另一种可能。
可是在当时美国学术界,光是做研究的女性地位都如此卑劣了,更别说是从女变男的跨性别人士。这也就意味着,她必须在性别和职业之间做出决定。
若是她贸贸然改变了性别,也面临着她的职业生涯随时结束的风险。但她已经不愿意在天生的性别差异造成的困扰和歧视中活下去了。
她在经历过一系列激素治疗和手术后,成功变成了一个真正会长胡子的男人。
他隐藏起自己的真实身份,起名叫本·巴雷斯,并对外界宣称自己是芭芭拉的哥哥。
他在完成一场学术演讲之后,得到了众人的认可。
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全程讲话没有被人打断。
会议结束之后,他的一个同行还称赞道,巴雷斯的演讲做得真好,他的工作做得比他的妹妹好太多了。
只不过,那个同行不知道的是,这位教授根本就没有妹妹,这个妹妹只是曾经的自己。
在这之后,他的事业真的就平步青云了。他仅1年就从助理教授晋升为副教授,3年后顺利获得了正教授职位。本着他对科学的热爱,他每天乐此不彼地工作18-20小时。因为他觉得科学非常有趣,有趣到几乎会让人疯狂上瘾。
而他也一次又一次地发出了令人震惊的革命性发现,还开创了全新的领域。
一直以来,人们将神经退行性疾病的致病机制集中在免疫系统、遗传等因素,但总是无法确定其病因。巴雷斯认为是大家一开始就忽视了另一个神经胶质细胞的作用。
作为中枢神经系统中的组成单位之一,神经胶质细胞的数量大约是神经元的10-15倍左右。在此之前,这些细胞被认为只是被动地参与维持神经功能。除此之外,它们并没有多大的作用。
但巴雷斯研究发现它们在神经元形成、发育、成熟和再生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看似不起眼的它们不仅有助于大脑功能的发育,还可能会造成疾病。就比如在神经退行性疾病中,某些特殊的神经胶质细胞可能就是罪魁祸首。思考如何对付这些胶质细胞,也就成了开发药物治疗的新思路。
为此,他还联合创立了一家生物技术公司,试图将一系列的研究发现转化为药物,期待有朝一日能够成功阻止神经退行性疾病。
如今在他研究的基础上,已经陆续有治疗阿兹海默症的药物开始出现了。巴雷斯也因为这些创造性成果在学术上的声名鹊起,成为了世界神经领域的领头羊。
不过,他并没有止步于此,拥有特殊身份的他开始反思和质问学术圈某些根深蒂固的观念。他积极参与平权讨论,发表文章驳斥各种学界男性关于女性不适合做学术的言论。他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开创性文章“性别有关系吗?”.
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变性对自己而言,唯一改变的是他的哭泣能力。除了没有眼泪,他的思维能力、学识积累、工作质量等等都从未发生过任何改变。作为过来人,他深知女性遇到匪夷所思的差别对待时,真的会恨不得立刻变成一个男人。
这样一来,像花木兰这样隐藏性别来逃避歧视似乎也成了她们的一条捷径。
类似巴雷斯这样,通过一直伪装或者变性来消除性别歧视的例子其实是非常少的。
大多数女性是经历一两次性别偏见之后,便选择了屈服,甘愿承认自己在某些方面确实不如男性。
不过,也有极少部分的女性能不改变自己的性别,一路凭借自己的实力获得一番成就。就例如遗传学天才芭芭拉·麦克林托克因发现基因转化而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芭芭拉·麦克林托克:玉米夫人。
可即便如此,她们中大多数还是不可避免地遭遇了玛蒂尔达效应。
这种效应是指在同一类似的研究工作中,女性所获得科学成就往往会在她们所在的时代被忽略或抵制,甚至在后来中被除名的现象。
公认的DNA结构发现者富兰克林生前就从未得到公正的对待,就是最好的明证。
如今,我们看似很少再有女性在科研上遭受严重歧视的例子了,反倒是越来越多“女科学家”出现在我们视线里。
就比如当下最受瞩目的“学术女神”颜宁,一个非常值得称赞的女科学家。可奇怪的是,当我们谈论一个科学家,不是只该谈论她的研究工作,为何总是要挂上性别呢?
不只是性别,人类的基因总会有好坏优劣之分,也衍生出了各种标签。
虽说科技还不能帮设定最出色的基因,但科学日新月异也让越来越多的表征可用来衡量一个人。
而那些看起来无所谓的标签,也可能会在某一天成为被歧视的借口。又或许是歧视永远都不会消除,只是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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