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2020 年开始，我国每年博士生招生规模已经突破 10 万人，未来一段时间还将延续增长态势。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博士生规模扩张有利于提升国民整体素质，尤其是高层次人才培养，但作为一名应届博士生，笔者想谈一谈规模扩张对于我们个体意味着什么。
首先，意味着较低的师生比。如果按照每届两名学生计算，加上延期毕业学生，每位博导至少要带六七名博士生。众所周知，博士论文是一项工程，博导精力有限，所以，分配给每位博士生的指导也是有限的，培养质量下降与其相关。
其次，意味着越来越大的发表压力。目前，绝大多数高校对于毕业小论文发表是有要求的， 然而认定的期刊种类数量有限，博士毕业需要文章、“青椒”成长需要文章、教授年度考核需要文章，“僧多粥少”早已是事实，每位被迫“内卷”的人都有所体会。
再者，意味着愈加激烈的教职岗位竞争。这两年，笔者身边的许多博士生都明显感到教职岗位非常有限，竞争愈加激烈，这其中既有国内博士生扩招的因素，也是后疫情时代大批“海归” 博士回国的压力使然。
扩招对于博士生个体而言，结果是因人而异的。压力和竞争让每个人都更加勤奋，力争在短时间内做出更多成果。但脱颖而出者毕竟只是少数，多数博士是踩着毕业合格线、最后从事科研要求不高的职业，近些年更是出现“街道办博士”“辅导员博士”等。这就存在一个“过度教育”的现实问题——许多单位的招聘门槛无形中被大幅抬高，导致更多的人想攻读博士学位，群体规模越来越大，培养质量却无法保证。也许有人觉得高学历有助于在看似与科研无关的岗位上发挥大作用，但在笔者看来，不论从哪个角度，培养一名博士的成本都是巨大的，大批博士从事与科研无关的职业，的确造成了一些浪费，因为许多方面的素质提升也能通过大力发展终身教育实现。
博士是最高学历，是知识创新的最前沿。如果这种优质教育资源没能有效集中，而是采用大水漫灌的方式，造成短时间内太多个体挤在一座独木桥上，我们能否进一步追问：目前，博士规模扩张速度是否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如果相适应，配套的博士学位分类发展制度、博士生导师队伍建设、科研评价体系改革等是否合理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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