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分享的是《高质量协商如何达成：在要素—程序—规则中发展协商系统_兼对5个农村社区协商实验的评量》，本文见刊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60(03):35-46，因为论文的篇幅较长，我仅把文章的框架放置出来，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前去拜读，或或者添加号主微信：lwxzfu1993,我会把文章的PDF文件发给小伙伴。
摘要：新发展阶段需要有新发展理念，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增强社区治理效能需要提高协商质量。国际上好的协商标准是不断演进的，第二代在第一代拓展的基础上逐步走向趋同化和共识性。通过对5个首批全国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协商样板案例的流程和内容呈现的分析，发现其协商过程的运行都是在要素、程序和规则中来展开的。结合国际理论和本土实践建构基于“要素-程序-规则”的协商系统评量指标体系，高质量协商达成总体上需要具备三个基本要件构成的协商系统：第一，营造协商系统所含有的6个要素标准，大致包括协商主体、协商场所、协商实体、传播过程、转化过程和执行过程；第二，构成协商系统所具有的8个程序标准，大致包括提出议题、确定议题、组织协商、环境配套、人员赋能、沟通传播、协商监督和结果运用；第三，符合协商系统所规约的9个经典要件拓展出的规则标准，大致包括尊重、去权、平等、理性、共识、趋善、公开、问责、真诚等9个经典指标的包容性拓展。其可以为即将开展的全国1000个左右的村级议事协商实验，以及通过协商全面开展乡村振兴和提升社会治理实效提供借鉴。
“十四五”时期我国进入了新发展阶段，这就需要有新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一个重要判断是，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能提升”，但“社会治理还有弱项”。在这种背景下，全会提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尤其强调要“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将其与“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和“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并列表述，使得基层民主协商成为三大主体良性互动和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有效衔接工具。落实到基层社区，则体现为如何增强社区治理的效能和实效；就民主协商手段而言，则是如何提升社区协商治理水平，即厘清什么是好的协商或高质量协商，其条件和标准如何，怎样评量和发展协商的问题。
这个话题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即将在全国开展的大规模社区议事协商实验与之直接相关。2020年10月，民政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开展村级议事协商创新实验的通知》，指出“为引导各地进一步丰富村民议事协商形式，增强村级议事协商的可操作性和规范性……计划于2021年和2022年分两批指导1000个左右的行政村试点开展村级议事协商创新实验，为各地推进村级议事协商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基于此，结合相关理论对我国已有社区协商实践样板进行总结，归纳出高质量或好的社区协商具备的条件和标准，能够为全国范围的议事协商实验提供借鉴，从而发展协商以提高社区治理效能。
然而，要辨识什么是好的或高质量协商以发展协商，首先要厘清好的或高质量协商的标准，以及如何应用这些标准以评量我国农村社区协商处于怎样的水平，从而为我国下一步发展协商系统提供建议。本文将结合国际已有研究，并在对5个首批全国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的社区协商案例调查分析基础上来回答以上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在此基础上去探索和发展中国特色的协商系统，以实现社区善治和其他各个方面的协商善治。
第一，高质量协商达成总体上需要具备三个要件构成的协商系统。这种协商质量识别大致形成了基于“要素-程序-规则”的协商系统评量指标体系，主要有三个一级指标：一是协商的要素标准，二是协商的程序标准，三是协商的规则标准。其中，协商要素指标包括协商主体、协商场所、协商实体、传播过程、转化过程、执行过程等6个二级指标；协商程序指标包括提出议题、确定议题、组织协商、设施配备、人员赋能、沟通传递、协商监督、结果运用等8个二级指标；协商规则指标包括以尊重、去权、平等、理性、共识、趋善、公开、问责、真诚为核心而拓展的9个二级指标。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标准和指标并不是绝对的，而是需要根据协商的类型和场景来确定的。例如，正式与非正式协商、微观与宏观协商、基层与其他六类协商，以及协商层级、协商事务类型等在实践中可能会有一些区别。
第二，中国的社区治理实践中存在高质量协商样板和协商模式。调查的五个国家级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中，每个社区协商样板案例都基本具备了较好的协商系统要件，可以说是达成了“较好的协商”。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将社区协商作为实验成效考核的最重要条件之一，实际是培养、教育和训练了基层干部、社区两委和居民的协商意识，宣传、普及和运用了协商的一整套要素、程序和规则，本身就成了基层协商在中国发展的“样板”实验。
第三，我国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展现的协商民主样板超越了国际上的单一标准。实际上形成了基于“要素-程序-规则”的协商系统评量指标体系，它在无意识中具备了作为协商民主最新理论，即协商系统理论提倡的一个高质量协商所需要的协商主体、协商场所、协商实体、传播过程、转化过程、执行过程六要素，而且符合了国际上通行的“好的协商”所需要的尊重、去权、平等、理性、共识、趋善、公开、问责、真诚所拓展的九规则，同时也纳入了本土凝炼的提出议题、确定议题、组织协商、设施配备、人员赋能、沟通传递、协商监督、结果运用等八程序。因此，它不仅是符合好的或成熟协商的单一标准，而且建构了整合标准。
第四，国际上虽然将协商尤其是最新的协商系统测量研究推向了新高度，但我们要建构适合自身需要的评量标准。在扬弃协商系统理论的基础上，要注重总结本土化的实践，创设好的协商指标，制定中国标准，为协商民主实践和研究做出中国贡献。例如，可以将基于“要素-程序-规则”的协商系统评量指标在即将开展的全国1000个左右的协商实验中去检验优化，为“十四五”全面开展乡村振兴、乡村建设行动和提升社区治理质量提供支撑。
第五，虽然我国农村已形成了社区协商实践样板，但总体上还只是“较好的协商”，离“好的协商”和“高质量协商”还有距离。例如，在评量中体现出的协商人员类型、协商场景配套、协商氛围营造、协商授权转化、协商信息传播、协商能力建设、协商资本积累等方面还存在或多或少的不足。这就需要我们去发展协商，一方面要吸纳已有经验，另一方面要弥补明显不足，借鉴基于“要素-程序-规则”的协商系统评量指标体系，去识别、规范和实践协商。
第六，基于“要素-程序-规则”的协商系统评量指标体系可以运用于其他协商领域。该指标体系能较好地用于农村社区协商，但并不囿于农村社区协商。这是基于协商系统的前沿理论、好的协商的共识标准和我国协商民主的一般流程等基础上整合建构的，具有一定的通约性。因此，可以尝试将其运用到“七大协商”的其他类型，也可以将其拓展到城乡社区协商以外的参与预算、环境整治、水利建设、土地利用、空间争端、邻里纠纷、教育教学、政策分析、村庄规划、城市发展、跨域治理，甚至全球治理等协商领域，还可以将其延伸到非正式的网络协商和日常谈话的社区场域，从而引导协商自然化。此外，该指标体系不仅适用于中国，也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协商系统发展具有借鉴作用。
